再，提督鲍超霆营一军，系咸丰六年冬间胡林翼招练而成在湖北剿贼

再，提督鲍超霆营一军，系咸丰六年冬间胡林翼招练而成。在湖北剿贼四年，久称劲旅。鄂省粮台饷项，悉经发清。迨咸丰十年六月，臣忝任江督，调该军赴徽剿贼。嗣后归臣粮台发饷。臣统带亦历四年，陆续欠该军饷项至百二十馀万之多。迨同治三年四月，调霆军援剿江西，咨明自五月以后，应归江西粮台发饷，并于十月间奏明在案。闻江西给饷亦少，穷窘难支。该军积劳最久，立功最多，平日本乏纪律，将卒以屡胜而骄，又以无饷而怨，又值统将回蜀之时，又有新疆远征之苦，故赴川之八千人，臣早虑其溃散，曾于三月十五日密奏一次。然臣虑其溃而滋事，犹不料其叛而为寇。是否别有情节，尚须详细访查。至娄云庆一军在闽鼓噪，则实系因饥生变，别无他故。臣先接该总兵三月二十五日来文，据称该军马步二十馀营，日难半饱，暂令卖私马充饥等语。四月初九生变之后，又据该营帮办致臣处委员书，亦称闽省斗米千钱，江省饷项不继，四月初九夜，霆左正左营史宗兴部下勇丁不能忍饥，忽然哗噪，炮震数里。声称出关各营，已在南昌发前欠六个月口粮，何独我营如此缺饷，食粥不饱？必须拨回江西要饷。其词似有忿激思乱之情。迨初十、十一等日哗噪三次。十二日行至武平，拾获勇丁揭帖一纸，中有云“复往江西地界，必须安分守己，如有一人再闹，我等众人不依”。其词又有儆戒畏祸之意。大抵因饥生变，毫无疑义。臣拟函商孙长绂先抚上杭之饥军，再办金口之叛卒。闻孙长绂业已解银六万，中途迎交，或可不致决裂。惟是霆营欠饷多至百数十万，其咎皆在微臣，不在江西。又臣明知霆营出关必将生变，乃不能于去冬奏请停调，直至三月始奏，酿成今日之祸，皆臣区画不善，恩信不孚，咎无可辞。除俟金口兵溃原委详查到日，再当据实奏明自请严处外，理合附片先行具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情形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

奏为遵旨前赴山东剿贼，并沥陈万难迅速情形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钦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：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，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。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。江苏巡抚着刘郇膏暂行护理。钦此。

又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、五月初一等日迭次上谕，饬臣赶紧赴援，保卫畿疆各等因。臣部署一切，拟于月内起程，先赴徐州。以徐州为老营，派一良将驻扎济宁。臣亦当亲赴济宁一带察看形势。惟僧格林沁以督师重臣猝尔捐躯，震远近之人心，长逆贼之凶焰。朝廷责臣讨贼，至切且速，即山东官民，亦望臣星速北上。臣踌躇再四，有万难迅速者数端，请为我皇上缕晰陈之。

臣自江宁起程，不能不酌带楚勇数营以资护卫。查臣部现有之勇，除刘连捷等新调江西，易开俊等分防皖南、皖北外，金陵未撤之兵仅存十六营，人人思归。三月间，因御史朱镇参奏，谕旨饬令裁撤，当即宣示各营，饬将秦淮淤土挑竣，一律撤遣。此次闻有山东之行，各勇纷纷求归，不愿北征。劝谕三日，始定议裁撤者十二营，北征者仅四营，又新募两营，合三千人，作为随臣左右之亲兵。此外惟刘松山宁国一军相距较近，现已飞檄往调，等候刘松山前来。如其部卒不愿北征，臣亦不复相强。当酌带楚军将弁，另募徐州勇丁，仿臣处之营制而约束之，存楚师之规模，开齐、兖之风气。李鸿章所部之淮勇，已稍习于北方矣，然尚专食稻米，不惯麦面。若徐、兖间能另出劲旅，则北路数省，到处相宜。臣鉴于金口叛兵之祸，不敢强楚勇以远征。现仅刘铭传、周盛波两军归臣调遣，淮勇虽称劲旅，人数尚少，不敷分拨。不得已为此迂缓之谋，添募徐方之士，约须三四月乃能训练成军。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。

捻匪积年掳掠，战马极多。此次蒙古马队溃散，恐亦为贼所得。现闻贼马多至万馀匹，驰骤平原，其锋甚锐。臣处昔亦有马二千，除拨交左宗棠、李榕共三百匹外，馀皆拨交曾国荃、鲍超两处。数月以来，其隶曾国荃、李榕部下者，业已全数遣散。其隶鲍超部下者，即系上杭饥噪之军，尚未安抚就绪。刘铭传一军，添募马队，甫经李鸿章于三月间奏请出口买马。臣亦拟在徐州添练马队，派员前赴古北口一带采买战马千匹，约计往返程途，至速亦须三月。加以训练，非再得两月断难集事。若竟不佐以马队，而强驱步兵以当骑贼，虽有贲育之勇，亦将不战自靡。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。

扼贼北窜，惟黄河天险最为可恃。防河之策，自为目前第一要义。臣上次折内即拟由河南、山东抚臣另造舢板战船，现在事机尤紧，直隶、齐、豫三省，均须迅速造船，分列河干，以壮声势。据吴棠所奏，江南之船，于黄河水性不合，与臣前奏相符。所有斟酌船式，采办木料，招募水勇，应由该三省督抚悉心筹画，因地制宜。惟炮位一宗，北省较少，金陵存留尚多。臣拟拨炮三百尊，分济三省，派船解至济宁州，由该三省派船前来迎接。黄河水师办成，畿辅可永无捻匪之患，其事虽缓，其利甚大。然非有四五月工夫难期就绪。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。

至刘铭传一军，不宜遽入直隶，宜剿贼于黄河以南，臣于上次折内陈明在案。节次寄谕，严催刘铭传渡河径赴刘长佑军营。果使于事有济，自应设法北渡。惟目前濮州、范县、菏泽、郓城等处黄河南岸，一片贼氛，若非节节扫荡，焉能冲过北渡？若使远避贼锋，绕路行走，则上游须绕至河南兰、仪等处，下游须绕至山东历城、长清等处，非迂绕五六百里不能径行渡河。且该军现在南岸，尚未遇贼一击。若贼未北渡而该军先至北岸，反置劲旅于无用之地，似于军情地势，均未相宜。臣昨接刘铭传来文，批令在鱼台、滕县附近运河之处驻扎，拟俟粮运稍有把握，再令进驻济宁。正筹度间，接奉五月初三日寄谕，饬刘铭传由金乡、嘉祥一带黄河南岸向西兜剿。又接国瑞来咨，亦欲刘铭传在黄河南岸协剿。与臣暂不北渡之说相合。以理势揆之，黄河夏秋盛涨，刘长佑亲统大军防堵河北，该逆应难飞渡。不特刘铭传目下不宜渡黄也，即将来事势稍定，亦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。查河北仅有直隶一省，近年捻患尚少，河南有齐、豫、苏、皖四省，近年捻患极多。据臣愚见，直隶宜另筹防御之兵，但令分守河岸，齐、豫、苏、皖四省，宜另筹追剿之师，不使驰援河北。盖楚勇、淮勇向例，每日仅行四十里。黄河船少，万人渡河，动逾旬日。若令时而北渡，时而南渡，我则疲于奔命，贼则相去已远，殊为失策。此因行军不能迅速，遂不能兼顾直隶者，又其一端也。

僧格林沁之忠勇绝伦，妇孺皆知，华夷传诵。其统兵追贼，日行七八十里，或百馀里不等，然步队不及马队，驽马不及良马，势必参差不齐。闻僧格林沁于三月驰至汶上，步队后七日始到兖州，马队亦有后三日始到者。行走太速，势不能自带米粮埋锅造饭，行文州县，令其供支面饭，兵燹困苦之馀，州县力难具数千人之食。又或仓猝得信，家丁逃匿，或两县交界，彼此推诿，将士争先落后，饥饱不均，有连日不得一餐者。其队伍难整在此，其行军神速亦在此。臣处行兵之例，每日行军，支帐埋锅造饭，不向州县索米供应。略师古法，日行仅四十里，少或二三十里。李鸿章之淮勇，亦仿楚师之法。其步步稳妥在此，其行军迟钝亦在此。僧格林沁剿办此贼，一年以来，周历湖北、安徽、河南、江苏、山东五省，若他人接办此贼，断不能兼顾五省。不特不能至湖北也，即齐、豫、苏、皖四省亦不能处处兼顾。如以徐州为老营，则山东只能办兖、沂、曹、济四郡，而济东、泰、临以北，力不逮矣；河南只能办归、陈两郡，而开、许、南、汝以西，力不逮矣；江苏只能办淮、徐、海三郡，安徽只能办庐、凤、颍、泗四郡，馀属皆力不逮矣。此四省十三府州者，纵横千里，从古四战之场，历年捻匪出没最熟之区。若以此责成督办之臣，而以馀属责成四省之巡抚，则汛地各有专属，庶军务渐有归宿。此贼已成流寇，飘忽靡常，宜各练有定之兵，乃足以制无定之贼。此因行军不能迅速，遂不能遍顾各省者，又其一端也。

方今贤帅新陨，剧寇方张，山东之望援，急于星火，而臣策战事，乃在半年以后。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辅，而臣策直隶乃须另筹防兵。此皆骇人听闻之言，殆不免于物议纷腾，交章责备。然臣筹思累日，非专力于捻匪最熟之十三府州，不足以弭流寇之祸。理合直陈刍荛，备圣主之采择。所有遵旨督师剿贼，及沥陈万难迅速缘由，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，逐条训示。谨奏。

请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片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

再，臣精力颓惫，不能再任艰巨，业经五次具奏在案。近则衰态更增，说话至二十句，舌尖辄木强蹇涩，不能再说，以接见人客为苦。前闻霆营金口溃变之信，忧心如焚，彻夜不寐。近闻贤王郓城殉节之信，弥加焦灼，寸心无故惊怖。更事愈久，心胆愈小，公事应了之件，积压甚多。所部兵勇，除霆营及已撤者外，馀存尚近三万，均属强弩之末，不堪驱策。本日奏疏中所称专力十三府州者，臣自问能言之而不能行之。惟有仰恳天恩，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，稍宽臣之责任。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，不敢置身事外，忘尽瘁之大义。亦不敢久绾兵符，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言。区区愚忱，伏乞圣慈垂鉴训示。谨奏。

谨陈筹办情形并请收回成命折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

奏为钦奉谕旨，谨陈现在筹办情形，并恳收回成命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五月初九日将赴东剿贼万难迅速情形，专疏覆奏在案。拜折后，钦奉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上谕：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，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，所有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旗、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，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。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，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。钦此。